国史大纲（钱穆创作通史性论著）

2023-06-16 阅读 234 评论 0

摘要：《国史大纲》是2010年12月1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穆。《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

《国史大纲》是2010年12月1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穆。

国史大纲

钱穆

通史，历史

商务印书馆

946

230

精装

9787100105903

图书简介

《国史大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所撰写的一本通史性论著，著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战火纷飞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穆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穆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了全书始末。钱穆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1]

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经面市，该书就以其独特的见解与细致的考证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直到现代，昆明岩泉寺中仍保留着钱穆教授著书处，并在此立碑纪念。2010年该书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主要内容

《国史大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使用教科书体例编写而成。全书在内容取材上详述汉、唐时期而略写辽、金、元、清，详写中原地区而略写周边少数民族，详于阐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而略于具体的人与事，力求简要，仅举大纲，删其琐节。作者指出该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史大纲》将中国古代的政治演进划分为了三个阶段。一是到秦汉时期完成的封建集权大一统；二是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完成的政府构成演变；三是到隋唐时期完成的科举竞选制度，至此，科举取代世族门第成为了中国延续千年的首要政治制度。

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史大纲》强调了经济建设与文化、政治建设的相互谋和。三者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虽然并非每时每刻相互适应，但其总体趋势是在相互调和中的向前发展。

在文化学术方面，《国史大纲》认为前秦过后，中国的文化学术逐渐开始脱离于宗教与政治势力，以一种平民化的气象氛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这在北宋时期达到极盛。

作者在全书中以一种独特连贯的眼光来审视时代的变迁，往往能将一个问题进行跨时代的系统梳理，扩大延伸。如在论及中国古代田制的问题时，书中从晋朝占田到北魏均田，从唐朝的租庸调到两税法，进行了一个系统整体的概说。

作者还强调史学要与当下的现实相联系，不能将历史知识和历史材料进行单纯的堆砌，那样作出的只是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书中的内容处处以国家、民族为中心，主张发掘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精神力量。

内容特点

《国史大纲》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体。

《国史大纲》作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作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钱穆《国史大纲》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政治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

钱穆《国史大纲》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的背后有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在学术思想指导下，秦以后的政治社会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进行。如铨选与考试是《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宗旨所致。在全国民众中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在这个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有成绩者可以升迁。这正是晚周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体现。秦汉以后的政治大体按照这一方向演进。汉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专门设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成为入仕唯一正途。此后，学术地位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也常尽其指导政治的责任。三国晋朝时期统一的政府灭亡，然而东晋南北朝政府规模以及立国的理论仍然延续汉朝。隋唐统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渊源则是孔子、董仲舒一脉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统一无异证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尚有一种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钱穆所讲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才是民族文化推进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