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当“汉芯门”事件举国皆知后，骗取了上亿元国家科研基金的上海交大教授兼博导、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首席执行官，除此之外，还身负着“长江学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种荣誉称号并领取专项津贴的陈进，被上海交大撤销了一切职务，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也一并撤销了他的所有荣誉称号。
巨骗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法律惩处
2006年5月，上海交大通报了“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调查显示，陈进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以虚假科研成果欺骗了鉴定专家、上海交大、研究团队、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委，欺骗了媒体和公众。
上海交大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
科技部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科研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取消陈进以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课题的资格；
教育部决定撤销陈进“长江学者”称号，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格，追缴相应拨款；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
尽管事件涉及巨额国家科研经费流失，上海交大的处理决定中只字未提事件责任人，尤其是始作俑者陈进本人应负怎样的法律责任。
2006年年末，还有记者专门去向国家有关部委求证，结果是确实没有任何相关责任人因汉芯造假案而受到法律追究。
其实，在中国的这种可以逃避法律制裁的事情也是见怪不怪了吧，因为这种规模的造假都不是一个人能搞出来的，很可能是一个体系在造假。
我想，每个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对这种行骗的事件都会有极其愤怒却又不得不克制的冲动，这种如鲠在喉的感受，如同一盆洗脚水从头浇下，臭的你想吐又吐不出来。
神奇的是，陈进本人并没有离开芯片行业，甚至与“上海交大”仍然保持一定关联。
曾经的“上海交大汉芯科技有限公司”现改名为“上海领微科技有限公司”，而陈进仍然为上海领微的唯一一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为10.5%，认缴出资额为534.6万元。
这家上海领微，还同时是“上海硅宝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硅智芯片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60%和40%。
其中，陈进本人直接持有上海硅智20%股份。
当数码设备和手机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时，这家从事多媒体处理器芯片的设计公司——上海硅智芯片有限公司和另一家智能手机方案设计公司——上海新奥通讯的芯片还一度在市场上走红。
陈进在“汉芯事件”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以上两家公司，并领导这两家公司真正走向了商业之路，还算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除此之外，陈进作为股东的公司还有“上海硅盛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陈进持股15%。
上述企业有着共同的特点：几家公司的法人都不是陈进，但是陈进的占股比例很大甚至直接控股；其次，这些企业大多的主营业务仍与芯片技术研究相关。
行骗了国家上亿元的资金难道可以逍遥法外吗？我查阅了一些法律条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2，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
3，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4，被害人谅解的；
5，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大家注意到第2条没有，全部退赃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如此模棱两可的法律约束力，对这种举国皆知的巨骗，竟然不能以律法惩罚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呜呼哀哉。
陈进以一人之力阻碍了中国芯片发展的良好趋势，那么中国的芯片发展的难题是什么呢？
中国半导体技术之路的绊脚石半导体技术包含所有电子组件的设计与加工，其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属于国家高度重视和鼓励发展的行业。所以说半导体技术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命脉也不为过。
当全世界都在不遗余力的发展半导体技术时，却有一座大山横在中国半导体发展的路上，它就是《瓦森纳协定》，全名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安排》。
这是在1996年成立的一个旨在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新技术贸易的国际性组织。协定中包含了两大项协议。
一项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
另一项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
《瓦森纳协定》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成员国间的信息通报制度，提高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以达到对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相关技术转让的监督和控制。
但无论从其成员国的组成还是该机制的现实运行情况看，《瓦森纳协定》都具有明显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并且美国起着领导和主导的地位。
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发展，因为《瓦森纳协定》的存在，从芯片设计到加工等多个领域，都无法获取海外的先进技术。
除了不能买到最新的生产设备之外，华裔工程师还不能进入到欧美等知名半导体公司的核心部门。
所以，中国的半导体技术产业，因此受到了从生产设备到人才积累的全方位压制。
例如在1990年至1995年，中国电子工业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项目——“908”和“909”工程，分别投资20亿和100亿人民币倾力发展芯片技术，但是受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在设备、技术出口管制方面的限制而举步维艰。还被外国人嘲笑为“中国人以为有了钱就能搞半导体”。
直至今天，即使中国企业能够掌握先进的工艺制程，也因无法得到先进的设备而不能进行芯片的实际生产。
半导体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把晶体管微小化。比如说华为就能够设计出高端的7nm芯片，甚至是5nm芯片。但由于缺少制造7nm芯片和5nm芯片的光刻机，华为至今都无法将其投入量产。
还有我国中科院甚至突破了2nm芯片的技术瓶颈，并成功掌握了设计2nm芯片的技术，只要光刻机到位，2nm芯片就能实现量产。
但目前拥有纳米级光刻机制造能力的企业——荷兰的ASML公司，却被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特朗普政府为“阻止荷兰向中国出售芯片制造技术”，暗中进行了大量工作。
美国单方面 “阻止运动” 开始于 2018 年，也正是在这一年，荷兰政府向 ASML 公司发放了出口许可证，允许其向一家中国公司出口一台价值为 1.5 亿美元的 EUV 光刻机。
在荷兰政府发放出口许可证之后的几个月中，美国的政府官员仔细研究了他们是否可以彻底阻止ASML公司向中国出售光刻机，并与荷兰政府相关人士进行了至少四轮谈判。
2019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迈克 · 蓬佩奥直接游说荷兰首相马克 · 吕特来阻止向中国出口光刻机，此外，美国政府官员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向荷兰政府施压。
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中国芯”？为了跟上摩尔定律的节奏，如今的硅基芯片加工工艺已经遇到了瓶颈，因为随着芯片晶体管尺寸的不断缩小，源极和栅极间的沟道也在不断变小，当沟道小到一定程度时，量子隧穿效应就会变得极为容易。
说白了，就是不用加电压，源极和漏极都有可能互通，这就失去了晶体管本身的开关作用，因此也无法实现逻辑电路。
那么既然硅基芯片是一种即将到达瓶颈的技术，我们大可不必花费大量的金钱，以及人力和物力去发展这种芯片。
我国现如今在碳基芯片和量子芯片方面的研究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碳基芯片近年来，基于碳纳米管的碳基电子学研究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并逐渐从基础研究转向实际应用。
用碳纳米管做的晶体管，它的电子迁移率可以是硅的1000倍，通俗来说就是碳材料里面电子的群众基础更好。
再比如，碳纳米管里面的电子自由程特别长，通俗的理解就是电子的活动更自由，不容易摩擦发热。
由于这些天生的优点，用碳来做晶体管，甚至不用像硅晶体管那么小，就可以取得同等水平的性能。
在2019年，美国开发出迄今为止用碳纳米管制造的最大计算机芯片，一颗由1.4万余个碳纳米管晶体管组成的16位芯片，证明可以完全超越同尺寸级别的硅基芯片。
碳基芯片发展缓慢的症结，也是在制造工艺四个字上。要想制造出性能比肩商用器件的碳纳米管芯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能制造出，高纯度、高密度、排列整齐的碳纳米管阵列。
美国在2019年发布的碳纳米管芯片，所用到碳纳米管阵列的纯度只有四个九，也就是99.99%。而专家预测这个纯度至少应该在六到八个九的时候，才能够让碳纳米管芯片的性能比肩传统芯片。
我国北京大学碳基电子学研究中心的张志勇和彭练矛教授的科研团队，通过独创的制备工艺，在4英寸的基底上，制备出密度为120/μm、纯度高达六个九，也就是99.9999%的碳纳米管阵列。
在密度和纯度这两个重要的指标上，比过去的类似的研究高出了1-2个量级。
并且基于这种高品质的碳管阵列，研究人员还批量制作出了相应的晶体管和环形振荡器来验证这种新工艺的批量生产潜力。
根据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均表明，碳基芯片的晶体管采用平面结构即可缩减到5nm栅长，且较同等栅长的硅基芯片具有10倍性能和功耗的综合优势。
量子芯片2019年，中国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领导的两个研究小组在开发量子芯片方面均有了重大的突破。
来自中科大潘建伟研究团队展示了他们在 24 位量子比特芯片上施展的“魔法”。
他们验证了玻色-哈勃德模型的理论，并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玻色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力，对于基础粒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我们如果将光子看成是能够存储信息的单元，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存在于量子芯片的量子比特上的，那么这样的实验也可以看成是量子比特间进行通信的尝试和探索，对于量子计算机以及量子通信有指导意义。
最后实验本身验证了 24位量子比特芯片的正确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更复杂的实验能够在这样的架构上实现。
浙江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虽然也是开发并使用高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但是他们有新的亮点。
他们合作开发出具有 20 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虽然量子比特数没有达到 24位，但是该芯片成功实现多量子的全局纠缠态，刷新了固态量子器件中生成纠缠态的量子比特数目的世界纪录。
全局纠缠，通俗的理解就是让所有量子比特协同起来参与工作。
研究团队基于芯片的全局纠缠实现了 20 比特的薛定谔猫态。
所谓薛定谔的猫态，就是不确定状态的叠加。
正如“薛定谔的猫”这一著名假想理论，当我们未打开盒子之前的猫应该是“既死又活”的，但是我们无法在宏观经典世界看见这所谓的“既死又活”的猫。
然而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科学家已先后通过各种方案获得了宏观量子叠加态，即薛定谔猫态。
此前，科学家最多使 4 个离子或 5 个光子达到“薛定谔猫”态。但如何使更多粒子构成的系统达到这种状态，已成为实验物理学的一大挑战。
浙江大学的实验结果令人激动，在短短的 187 纳秒之内，20 个量子比特经历多次变换，最终形成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状态的量子纠缠态——他们真的看见了“既死又活”的猫。
这两个团队的研究成果在世界上都属于领先地位，让我国的量子芯片技术站在了世界第一梯队，终于不再受制于人。
结语当前，美国、日本、韩国、欧洲等国家基本上垄断了硅基芯片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建立了难以逾越的技术生态体系和知识产权壁垒。我国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传统高端通用芯片的国产化替代。
但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加速演化，我国应综合评估未来芯片技术的当前研发阶段、未来发展趋势、市场效益潜质和国际竞争格局，正确把握未来芯片市场的航向。
期待，我们的“中国芯”之路就在不远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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