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在清朝时期是什么王朝（华侨移居柬埔寨的侨居国因素是什么）

明朝时期，华侨移居柬埔寨的侨居国因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沿海一带对外贸易一律终止，但与真腊的交往和贸易仍照常进行，“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明朝与真腊的贸易方式主要以官方“朝贡”形式进行。早在宋元时期，真腊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就比较密切，宋朝时，真腊遣使至中国朝贡共7次，元朝时与真腊来往遣使共8次，到明朝时，真腊使者来朝次数达23次。

明朝给予真腊“许入贡”的特殊待遇及郑和下西洋安全航道的开通客观上促进了沿海民众到真腊贸易及移居。同时，受国内人地矛盾及沿海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的影响，民间走私贸易一直未中断。隆庆元年，明朝调整对外贸易方针，解除海禁政策，允许民间私人出海贸易，民间贸易重新活跃，移居海外之人不绝如缕。

到了明朝末年，海外华侨已有10多万人。真腊与中国朝贡航道的继续保持，使得中国沿海民众可以沿此航道顺利到达真腊，尤其是没有海禁政策的限制后，中国与真腊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得到保障，人员流动成为合法行为。清朝建立之初，郑成功占据台湾，与清朝展开对立拉锯战争。清朝为了消灭郑氏反叛势力，多次与其进行战争。清政府还发布“迁界令”，命“滨海民悉从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

清朝强令沿海居民向内陆搬迁，断绝沿海民众与郑氏集团的来往，以期断绝郑氏集团的物资及人员补给，从而孤立和瓦解郑氏集团。“迁界令”于顺治十八年（1661）颁布，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终止，迁海范围涉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等沿海地区，其中广东曾连续向内迁移三次，其所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迁界令”规定沿海居民向内搬迁重建住所，沿海的房屋和田地则全部烧毁或废弃。“迁界令”还不准沿海居民下海经商贸易，违命者立斩不赦。“迁界令”的施行，引起了官民的强烈不满，执行期间曾发生多次反迁界运动。且沿海地区因人员减少而防守空虚，海盗趁机四处横行，民众的生活更无安宁。康熙年间，为了防止海上反清势力再度崛起，清朝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置层层防御线，严格限制航海及海外贸易的发展。

1684年，清政府在消灭台湾明郑政权之后，逐渐放松对于贸易的管控，针对外国来华贸易，陆续开放了四个港口作为对外贸易的通道，粤海关还应中央政府指示，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行，代为处理海外贸易的相关事项。“十三行”逐渐成为清政府指定下的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商行的称谓。

“十三行之事业范围，始则偏于以‘夷货以民贸易’继乃转重于‘于夷互市’；论其交易之对象，始则重在南洋诸国，继乃转而之西洋诸国”。“1717―1727年清廷曾颁布禁贩南洋的命令，但由于日本、中南半岛等地不在禁令之列，华人泛洋实际上不受影响。”

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在东南沿海官员的极力上书下，力呈开海禁的各种益处，终于，康熙皇帝发布政令，开放海禁，“凡南洋之广南、港口、柬埔寨，及西南之仔、六坤、大呢、吉兰丹、丁葛奴、单咀、彭亨诸国，咸来通市。”自此，出海贸易定居者络绎不绝。

柬埔寨优越的区域自然环境和宽松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移民前往柬埔寨经商居住。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南部，境内有湄公河和洞里萨湖，中部为广阔的平原，湄公河分布其中，土地肥沃多产，明清时期，平原地区有“陆真腊”之称，华侨多于此从事农业生产。

西南部为暹罗湾，海岸线绵长弯曲，沿暹罗湾延伸约四百多公里，曲折的海岸线形成了许多小海湾，有“水真腊”之称。水真腊近海，成为华商贸易经商的主要去处。柬埔寨地处热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每年季风具有定期性，因而柬埔寨虽气候炎热，但由于季风气候带来潮湿的水汽，仍为适宜居住之地。明清时期前往柬埔寨的华侨多为广东人，广东与柬埔寨气候条件相近，广东人可在短时间内适应柬埔寨气候。

同时，在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柬埔寨植物生长茂盛，物产十分丰富，为鱼米之乡，古时有“富贵真腊”之称，丰富的物产为华侨提供了物质生活上的供应，并为华侨经商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贸产品。

除了柬埔寨优越的自然环境外，柬埔寨还有着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国与柬埔寨为邦交，自古以来一直关系融洽友好，明清时期继续延续两国的友好关系。明太祖即位后发布训令，将真腊列为“不征之国”，允许其朝贡贸易，且“明太祖时且告诫其子孙，不得对真腊用兵”，明朝对柬埔寨的友好态度也使柬埔寨优待华侨，并不排斥华侨的到来。

因而华侨多愿意前往柬埔寨。再加上柬埔寨“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等易生存的生活状态，柬埔寨成为华侨生存的理想地带。

明清时期移居柬埔寨因路程遥远而鲜有女性移居，因而大部分华侨选择与当地民众通婚，繁衍后代，在与柬埔寨民众的交融中，家庭的牵绊使华侨留在柬埔寨。这样，柬埔寨的华侨成为了联系中国与柬埔寨的重要媒介，他们在地缘、血缘的影响下，又吸引新华侨的到来而形成“移民流”。“在社会因素中，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前后相互牵引形成的‘移民流’是明清时期闽西粤东北地区人口向外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闽粤人多集中于柬埔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缘、血缘的相互牵引。他们多受邻里亲戚的影响，接连前往柬埔寨，并且基于方言及籍贯，柬埔寨的华侨逐渐形成了潮州、广肇、海南、客家、福建五帮。《柬埔寨华侨志》中记载：“柬埔寨华侨，大别为潮州、广肇、福建、海南、客家五帮，而潮州籍侨胞占华侨全数百分之七十。”

帮会在华侨移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于中国本土，远在异乡的华侨更注重乡情，但凡有新的华侨来到柬埔寨，同乡帮会均会安排指导其在柬埔寨生活，帮会逐渐成为了连接迁移的纽带。

明清时期大部分的移民移居多会选择投靠同乡或亲戚，经威尔莫特考察，“大部分客家人是经汕头前来柬埔寨的，而且可能与潮州的移民有关联。他们来自广东省潮州地区以北和以西的地区，特别是兴宁。”“在柬埔寨，来自福建省的华人几乎都是厦门附近地区的福建人。”由此可看出地缘及血缘关系对移民的影响，其表现亦为明显。地缘、血缘的牵引进一步扩大了柬埔寨华侨社会的规模。

华侨移居柬埔寨的原因除了要考虑中国国内及柬埔寨国情外，还要考虑国际背景，中国的移民进程与国际大环境相伴随。国际迁移历史不仅对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华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丘立本将世界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概括为三次：一是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二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三是二战后至今。

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荷兰、英国等国家便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并向美洲输入移民。此时中国开始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移民在全球虽有分布但总体来说规模较小。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西方国家进入资本垄断阶段，他们带着扩张野心向东而来。

在殖民者的武力征服和政治欺骗下，东南亚各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资源及市场的争夺，进一步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此种情况下，全球过剩人口作为国际移民涌向殖民地。对于中国移民来说，其产生和发展都与世界资本主义紧密联系，鸦片战争后，随着殖民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自然移民而来的劳动力已难以满足开发的需要。

为了掠夺更多劳动力，殖民者步步紧逼，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华工出国。允许华工出国的条款为西方殖民者掠夺中国劳动力提供了便利，也为西方殖民者掠夺中国劳动力披了合法的外衣，大量中国人成为被掠夺的对象，“在中国南方，由于外敌的入侵而引发的社会动乱，则似乎为国际劳动市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

总的来说，在殖民者的爪牙之下，沿海的大批民众被哄骗出海，有时甚至直接劫持人口，大批中国民众被掠夺至海外，其中就包括法属殖民地下的柬埔寨，滞留柬埔寨的移民多成为当地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