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弼大夫简介（讲堂实录功比神农）

主讲人

张学勤

讲堂时间

2022年9月2日

杭州的金衙庄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为浙江钱塘人（一说浙江仁和人）金学曾所建。金学曾，字子鲁，他在湖广学政任上因抵制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新政而遭人弹劾，只得辞官回乡。闲居杭州期间，金学曾为自己的父母建起了这座规模颇大的庄园。由于他曾是衙门大官，所以，杭州百姓称此庄园为金衙庄。

杭州金衙庄公园

张居正死后，朝廷重新起用金学曾。金告别金衙庄前往南方，后来，他曾担任福建巡抚一职，并在任上做了一件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功勋当得比神农

巡抚堪称封疆大吏，后世官修的家乡方志上都会有重点记载。《康熙钱塘志》《乾隆杭州府志》都说：金学曾在福建抗击倭寇“有井子湾、澎湖之捷”；实施的屯、盐二法“闽人至今赖之”。《乾隆杭州府志》更赞扬说：“学曾功在八闽”。

但是，作为浙江杭州人的金学曾，在闽还有一项大功绩，那就是在福建引进并大力推广番薯的种植。此事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却不被家乡的方志所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图书馆从民间征集到一本完整的古籍——《金薯传习录》，后来知道它已是世上“孤本”（另有两个残本，均只有下卷没有上卷）。该书发现之前，学界虽然知道番薯是明朝万历年间引入中国大陆的，并有多条途径，但是，对番薯引进的具体路径和推广途径等历史细节则知之甚少。此书则详细记载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长乐的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与杭州金衙庄主人金学曾一起推动番薯引进、推广的生动故事，并附有相关的原始档案。

郭沫若先生获知此事后，曾于1962年冬前往福建省图书馆查阅此书。次年，他为此书填了一首词——《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

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

三七〇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

原产地，南美北。

输入者，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

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1982年10月，在农学专家吴德铎先生的推荐下，农业出版社将《金薯传习录》列入“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出版（印了2800册）。此后，该书便成了农学界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

不过，可能是由于金学曾的朝廷官僚身份缘故，今人往往把“堪比神农”的赞词送给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但是，细读《金薯传习录》一书，笔者发现：在引进番薯尤其是在推广番薯的种植上，金学曾所起作用不容小觑。

番薯改名为金薯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因耕地稀少，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全省需求，所以，早在明代，就有不少福建人出洋谋生，陈振龙就是其中一员。他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时，发现当地的丘陵、山间都种有一种叫朱薯（也叫红薯）的作物，当地人告诉说：“朱薯可以替代米粮，而且产量很高。”陈振龙想到家乡山多，正可以引进这样的作物，便详细打听了朱薯的种植方法。不过，当地人又告诉他说：“这是吕宋国的国宝，严禁带出国境。”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五月，陈振龙在吕宋私下买了朱薯藤苗，将其编织进篮筐中，冒着很大的风险带回福建。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正在向知识界征求赈济粮荒的良策。当年六月初一日，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时为县学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便向巡抚递交了一份推广种朱薯的建议书。《金薯传习录》全文记载了这份建议书：

具禀长邑生员陈经纶为敬陈种薯之利益，并呈法则，以济民食事。切纶父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但此种禁入中国，未得栽培。”纶父时思闽省隘山阨海，土瘠民贫，旸雨少愆，饥馑洊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致廑宪辕，急切民瘼，多方救济情殷。纶父目击朱薯可济民食，捐资阴买，并得岛民传种法则，带归闽地，不揣冒昧，将薯藤、苗种及法则匍献宪辕俯察。薯堪与谷并济民食，行知各属效法栽种，功成食足，永垂宪德于不朽矣。切禀

计粘法则一纸见后

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具禀长乐县生员陈经纶

巡抚金学曾阅看此建议书后，当即作如下批示：

据禀，夷国之薯，气味甘平，可补谷食之不逮。该生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诚恐土性不合，所献薯藤是否可种，可传尔父：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另行通饬。

可见，金学曾当时很谨慎，担心福建的土壤是否适合朱薯的生长，因此要陈振龙父子先去试种一下，成功了再向各县推广。

看了批示后，陈振龙父子即在自家屋后“纱帽池边隙地”种上了朱薯。4个月后，从地里挖出不少朱薯，大的圆的像拳头，小的长的像手臂。陈经纶于当年十一月向金学曾提交了书面报告，告知成功喜讯，并送来了新收获的朱薯。金学曾生平第一次品尝煮熟的朱薯，口感甚好，马上在陈经纶的书面报告上写下如下批示：

所呈地瓜剖煮而食，味果甘平，可佐谷食。该生沥陈“六益八利”，洵不虚也。如禀，准饬各属依法栽种。

为了指导各属依法栽种，金学曾后来又将陈振龙父子提供的朱薯种植方法总结成一篇长文《海外新传七则》，详细介绍了朱薯的育种、栽培、贮存等具体做法。文中还提到：“薯传外番，因名番薯”。看来，“番薯”的大名还是杭州人金学曾所取！

次年（1594），福建各地开始试种番薯，以中丞署名的《海外新传七则》则作为农技指导书，也下发到各地。这年，福建各地遭遇大旱，由于番薯属耐旱作物，“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年不为害”。大灾之年凭借番薯活下来的闽人，出于感恩将番薯改称为“金薯”。《金薯传习录》收录有多首来自民间的《金薯歌》，以下摘录两首诗歌（部分），也可见民间对金薯的感激之情。

其一

抚闽使者著循良，得兹嘉植于海洋。

割藤剪蔓储筥筐，治畦布种依高岗。

秋收不用斗石量，牛车前后遥相望。

珊瑚累寔孕天浆，饔飧佐食熙春阳。

酿随椒醑荐馨香，民思功德久不忘。

……

其二

朱薯种本吕宋地，前明贾客驾航至。

吾闽得薯胜得金，亦越金公法始备。

相资五谷可寿人，遍植四隅昭美利。

岁丰收薯亩栖粮，岁歉收薯饥可饲。

燥湿刚柔土异宜，秋成掘取同拳臂。

水耕火耨惰农愁，起町插苗随布置。

恫瘝在抱金公心，力省功多泽永被。

……

唯有金薯处处播

闽地金薯流出福建的第一站是浙江，清康熙元年（1662），陈振龙、陈经纶的后代陈以柱，委托一位叫徐瑗的乡人将金薯种苗和金学曾所撰《海外新传七则》带到浙江鄞县，指导当地人在贫瘠土地上广种番薯。起初，鄞县人颇有怀疑，认为这样贫瘠的土地种不出这么大的果实。不料，到了秋收时，挖出的番薯比闽地所产还要大。浙江丘陵、山坡种植番薯的历史就此开启。

乾隆十四年（1749），陈以柱的儿子陈世元（也是《金薯传习录》一书的编著者）客居山东胶州，目睹了当地接连遭遇旱涝灾害和蝗灾的惨象，他联想到金学曾所撰《海外传习录》中有这样一句话“薯苗入地即活。东西南北，无地不宜”，便邀约同伴余瑞元、刘曦，“于次年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州之古镇，依法试栽。”这个“依法”，依得就是金学曾的《海外新传七则》。古镇之人都不相信他们的举动，由于胶州沙土很适合种番薯，加上土地肥沃，秋收时，挖出的番薯特别巨大，惊呆了当地的人。

然而，由于北方的山东入冬较早，番薯怕冷，留种的番薯百分之八十烂掉了。不得已陈世元又于乾隆十五、十六年（1750-1751）先后雇人回福建赶运种苗，并“刊金公《海外新传七则》旧本，教（当地人）以藏种之法”。

乾隆十七年（1752），时任山东布政使的李渭，目睹“薯利有益民生”，便在金学曾《海外新传七则》的基础上，根据山东气候环境，又补充为《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文章开篇的介绍语是：“红薯，一名番薯，又名金薯”。李渭《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刊印下发后，山东各地也掀起了种植番薯的热潮。

此后，陈世元的儿子陈云、陈燮等，又将金薯和《海外新传七则》先后带到了河南朱仙镇、河北通州以及北京齐化门外。各地试种的成功，大大推升了当地人种金薯的热情。《海外新传七则》所说“薯苗入地即活，东西南北，无地不宜”的话，也在南北多地得到了验证。

随着番薯种植在各地推广，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番薯的好处，金薯颂歌的传唱范围也开始扩展到福建之外，请看下面几句歌词：

一旦岁荒来佐食，朱薯活命万民恩。

洞桃虽熟几人仙，茯苓虽献几人沾？

唯有金薯处处播，闽南冀北济无边。

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亿，达到了1.4亿人；道光年间人口更是超过了4亿。这表明曾长期制约我国人口增长的粮食瓶颈，此时已被有效突破。当然，这与明朝晚期引入番薯、玉蜀黍（尤其是番薯）等高产作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朝晚期，番薯引入中国大陆有多条路径：有从缅甸引入云南的，有从越南引入广东的。不过，学界公认的是：陈振龙、陈经纶父子从吕宋引入福建的这条路径影响最大，传播最广。

陈氏父子这条引进路径，之所以影响大、传播广，就是因为得到了地方高官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如果当初没有省城第一高官金学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广，陈氏父子的番薯种植也可能与其他两条途径一样，都局限在自己的家乡，影响甚微。当然，陈氏家族一代又一代人持续接力推广番薯种植，也是这条路径的一大特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他们去各地推广番薯种植，总是带着金学曾的《海外新传七则》，毕竟在那个时代，只有带有官方色彩的科普文本才能更使人信服。

应有专祠另位置

福建是中国首个在全省推广番薯种植的省份，改朝换代进入清朝后，福建各地几乎处处都能见到番薯地。番薯的优势得以充分彰显：一是耕地大大增加。丘陵、山地、房前屋后，以前不种庄稼的土地如今都能成为番薯种植地。二是产量大大增加。当时种植水稻、小麦的上好耕地，年亩产（两季）一般不会超过700斤；而一亩番薯地的年产量（两季）接近7000斤。三是收获有保障。番薯的生命力极强，种下后几乎不用田间管理。又是耐旱作物不怕旱灾，即使遭遇水灾、蝗灾，也有一定的收获。

“丰年有余粮，荒年有保障”，感恩的闽人除了将番薯称之为“金薯”外，更是怀念金学曾这位曾大力推广番薯种植的浙江人。

据《乾隆杭州府志》记载，金学曾后因小事得罪了朝廷派来的“直指使者”，后者竟向朝廷提交了核查金学曾“冒饷”的奏折。此事经御史张应扬核对无误给予平息后，金一连打了五次退休报告。获准后，回到杭州金衙庄养老，金逝世于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享年79岁。

百年之后，闽人开始酝酿为金学曾这位浙江钱塘人氏建造一座专祠。《金薯传习录》一书收集的民间诗歌中，就有这样的民意表达。如林龙友所著《金薯咏》有“何时崇庙祀，伏腊荐鸡豚”的诗句。吴肇深所著《咏金薯》也有“名官乡贤未称勋，应有专祠另位置”的诗句。

纪念金学曾的第一座祠堂——报功祠，是建造在福建福清，该祠今已不存，但在《金薯传习录》一书中保存着有关该祠的一篇祠记，全文如下：

明都御史金学曾保功祠记——陈文炅

昔厉山之有天下也，其子名柱，能种五谷，为农官。厥后，周弃继之粒。我烝民祀以为稷。《记》曰：“法施于民则祀之。”盖食其德者不忘其报也。吾融山海之区，东南土瘠而燥，不蕃禾稻。雨泽稍愆，田苗立槁。万历间，旱魃为虐，野草无青。都御史金勘灾至止，相厥土宜，将外国所传曰“地瓜”者，教民种之。是物喜沙土，得其地则繁藤茂叶，气下注累，结如蹲鸱。所收视禾稻有加，即逢旱亦可收其半数。百年来，民资以不困者，公之功也。迩来，传益远且作上方之贡。天子嘉纳召融人赴北地教民，树艺法利并及四宇矣。揆厥自始公之功不在后稷下，如之何，其可忘耶？邑士民议建祠祀公，以志不朽。因鸠工庀材，卜地于涵阁，临海依山，左傍玉湾之麓，右起东林之坡，于兹，奉俎豆，荐馨香。藉公之灵，岁其大有；饱公之德，其永无穷。于祠之成而为之记。

（笔者注：明朝晚期，巡抚挂衔都御史已成为一项制度。因此，巡抚也被称为“巡抚都御史”或“都御史”）

该文中出现的“吾融”“融人”，翻译成现代白话分别是“我们福清”和“福清人”，因为“融”是福清的简称，雅称为“玉融”。所以，可以认定 ：第一座纪念金学曾的报功祠是建造在福建福清。文中又说：“于祠之成而为之记”，据此可以推定该祠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之前，因为收录该祠记的《金薯传习录》成书于乾隆三十三年。

这篇祠记表明：当时，福清士民之所以“议建祠祀公”，是因为金学曾教民种植外国来的地瓜后，“百年来，民资以不困者”，金学曾“功不在后稷下”。

清道光十四年（1834），福建福州的乌石山上也出现了一座与金学曾相关的祠堂——先薯祠，这是当时福州大藏书家何则贤牵头建造的。该祠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引进番薯和推广番薯的三位功臣陈振龙、陈经纶父子和金学曾巡抚。同样，该祠如今也已不存，不过，在原址附近如今已竖起一座先薯亭，该亭的柱子上挂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下联是“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赞扬的对象分别是：引薯的陈振龙和救民的金学曾。先薯亭旁还有巨石一方，上面刻有如下文字：

先薯亭记

有福之州，三山鼎立。百榕垂拱，古逢兵不乱，遇灾不荒，但有意外，必承贤人大德，挺身化之。明万历年间，闽中久旱，颗粒无收。幸得儒商陈振龙引进朱薯，巡抚金学曾倡植推广，灾情旋见缓解，官民皆喜，更著书传习，惠及江南半壁。论诸二君殊勋，当比神农。感恩之心，闽人诚且笃也。自清以降，州民累建祠亭于乌石山上，名之“先薯”，以志永念也。乌山不高，有亭翼然，其人文高度堪比旗鼓。今市府倡修先薯亭，冀后昆睹物怀人，有济世抚民之愿想，多多萦于胸次，并期于共享小康，勿忘灾时，留心绸缪于未雨。

公元二〇〇八年岁次戊子孟春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谨立

位于福建福州的先薯亭

福州乌石山上累毁累建的先薯（祠）亭，彰显的是一代又一代福建人民对“德臻妈祖”、“功比神农”大功臣的敬仰和感谢。

回头我们再来看看杭州的金衙庄，这座杭州的著名庄园，在清朝年间曾多次易手，庄名也被一改再改，但是，杭州市民却一直坚持称其为“金衙庄”。晚清诗人陈文述曾为此写下了“留得庄名万口传”的诗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市建设需要，金衙庄被拆除，不过，在原址旁则建起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公园，名称为“金衙庄公园”。“金衙庄”至今仍是杭州市民家喻户晓的一个地名。但是，许多杭州市民可能并不知道这座庄园的主人与番薯的故事，更不知道番薯曾经还有金薯的别称。那么，在杭州的金衙庄公园内是否也可以为这位“功比神农”的大功臣竖一块丰碑、造一座金薯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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