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权与王权之争的著名事件（西方教权与王权）

要探求西方的宗教，同样首先要对西方的社会历史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政治上，西欧实行封君封臣制，经济上，依靠领主经济和逐渐兴盛的城市。

西欧的整个封建社会，历时一千年，被称为“中世纪”。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尽管阶段性特征明显，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共性来说明孕育宗教的这片土壤。

公元三世纪以来，罗马帝国盛极则衰，由于罗马城被攻破，罗马被蛮族侵扰，罗马帝国的实力不断被削弱，农民、农奴的生活水深火热。

随着蛮族的侵略而来的，还有各种宗教，人们脱离了之前重视集体社会的状态，开始“发现”个人的悲喜。这样，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神秘宗教因此出现。

从埃及传入太阳神教，从波斯传来崇拜米特拉斯神的宗教，从巴勒斯坦传来基督教……

并不是说罗马之前就没有宗教，区别在于，罗马传统的神明保卫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集体利益；而新的神秘教派则旨在解决个人的疾苦，满足个人的愿望。

传统宗教是重视现实的，新的宗教则指引人们寄希望于来世。在极度的混乱与痛苦中，古典人文主义的希望化为泡沫，人们对现世的兴趣渐渐消失，转而关心来世生活。

基督教最初起源于犹太运动，而不管怎么说，基督教在当时是外来宗教，要在罗马立足，可以打击传统宗教，但必须重视融合当地的希腊—罗马文化。

起初，罗马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犹太教因此传入，犹太教众自由发展。之后，在对待罗马帝国统治和民族起义的态度上，基督教最终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也可以说，基督教是更为宽容、普世了的犹太教。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犹太教注重民族性，基督教注重普世性。更为宽容的宗教认同使基督教能够迅速传播，成为重要的宗教力量。

犹太教信奉一神，基督教供养多神，更为温和的圣父、圣母、圣子、圣灵显然比强调民族的孤狼英雄更为可亲。另外，犹太教仅仅是期望弥赛亚的到来，但他们认为人类犯下的罪过太大，弥赛亚不会快速来到人世，人们应该继续等待。

而基督教则认为真正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人世，他就是耶稣基督。尽管耶稣其人在历史上莫须有，但通过这样的宣传，确实能够给信众带来希望。

另外，君士坦丁的支持成为了最大的助力。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是主流社会的索取者和不确定因素，在与主流的交流中时不时出现冲突、殉难，而现在，基督教终于反逼皇帝承认了他们——在信众已经渗透到上层社会的情况下。

其结果是，罗马基督化，从理论上说，教权高于皇权。

这样，在各种神秘宗教的斗争中，基督教最终成为获胜者，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分裂、专制，在思想上统治了欧罗巴近一千年。

当然，最初的基督教在罗马城是异类，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成功，离不开内部王权旁落，人民拥护的事实，也需要他们自身迎合实权人物，团结富裕阶层。最后，和蛮族的合作也是重要的一环。

在罗马帝国势微之后，蛮族分裂了富饶的土地。基督教的发展需要在控制最多数下层民众的基础上，争取各个蛮族的支持。

对于蛮族来说，皈依基督教就成为了在思想文化上接管这片土地的阻力最小的方式，能够因此得到日渐强大的基督教的承认和支持，这在当时是顺应历史趋势的。

如果仅仅这样，还并不能维持基督教的霸权。

首先在政治上，随着时间的发展，罗马城的宗主教成为了“教皇”，使无法在地域上完成统一的西欧完成了宗教的统一。“丕平献土”等一系列行为已经说明王权与教权处于合作状态，教权的认可对王权来说十分重要。

在经济上，教皇和教会贵族同时也是富裕的封建剥削者，被纳入“封君封臣制”这样一个基本的体系。而思想文化上的霸权是以上这些权力的源头。

在罗马失败以后，圣奥古斯都编写《上帝之城》，以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斗争为核心的世界从此侵蚀了古典文化的理性，为基督教构建了完善的世界观。进而发展出思想理论——当然——为神学服务。

最为关键的是，中世纪封建社会，人们的识字率不高，知识分子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教会人员之中。教会取得了合法地位，掌握了人们的思想，垄断了人们的发声，侵蚀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是在事实上统治着四分五裂的西欧。

此后，尽管有教权与皇权的斗争，各国王室也始终没有放弃对王权的争夺，但政治上的强弱并不能影响对社会的强烈控制。

西欧贵族内部的秩序——封君封臣制隐藏着巨大的分裂割据隐患，因此，要维持王权对地方的统治，不仅需要国王本人的强硬手段，还需要倚重基督教在宗教上的控制和号召力。

与初期的百花齐放不同，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后，迅速排斥异己，从最初的阿里乌斯派到后来的阿维尼翁之囚，东西教会分裂，十字军东征，无不体现了宗教过度参与政治之后的负面影响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残酷。

窃以为，在宗教发展的最初，原始宗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虽然它们的信仰可能不同，它们的宗教礼仪五花八门，可是作为巫术的原始宗教思想在萌芽状态中相差不大。但西方的宗教却成为凌驾于王权的力量，甚至有“教皇是太阳，世俗国王是月亮”的说法。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聚焦还没有产生宗教和王权的时刻。

不同于中国过早地出现国家这一形态，在西方，远古的传奇散落成游吟诗人的诗篇，我们只能猜测最初也一定出现了王室，然而王权并没有最终发展为无上权威，贵族积极斗争，平民积极斗争，于是产生了奴隶制民主社会。

在进入封建的过程中，蛮族侵入，破坏了原本的发展，于是在地域上四分五裂，王权的强大没有土地作为后盾。

两种文明的不同发展，现在看来甚至只是一念之差。西欧没有在最初形成权力中心，而采取松散的民主制，在思想上也并没有一个核心正统，进而就没有强大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

人数上，由于西欧的政治传统过度强调公民与奴隶的区别，帝国兵源出现危机，周边民族以雇佣兵的形式侵蚀进来，最终形成覆灭罗马的力量。

此后，他们放弃了强调集体的传统宗教，信奉起重视个人的新宗教，推翻了最后一个能够统一的权威而没有形成一统的意识，他们在军事上严重依赖蛮族雇佣兵，不能有力的抵抗侵略，在人数上没有压制性优势，在文化上又不存在同化的优势……宗教于是趁虚而入。

总之，在西欧，教权与王权采取合作，在斗争中互有胜负，宗教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君主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巩固统治，甚至不得不忍受教权高于皇权的状态，将神化王权的“神与主”这一称号拱手相让，赋予一个虚幻的宗教领袖。

从中世纪以后的历史来看，民族认同和族群的凝聚力相当重要，中国早在成熟的宗教出现之前，就已经拥有早期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而当西欧的民族国家觉醒之后，基督教也迎来了沉重打击。当然，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自有国情在此”，我们要尊重、欣赏多元的文化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