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男,1951年8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迟福林
Fu lin chi
中国
汉
山东蓬莱
1951年8月3日
中央党校理论部
《第二次改革》
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
男
海南省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职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转轨经济理论与政策
1968.4-1970.11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学员
1970.12-1976.12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政治处宣传干事
1977.1-1978.12国防大学政治部宣传干事
1979.1-1984.8国防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其中1979-1981年)北京大学进修教师
1984.9-1986.9中央党校理论部硕士研究生并兼任理论部学术组组长
1986.10-1988.3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研究人员
1988.4-1993.6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
1991年至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主要社会兼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1968年-1976年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任宣传干事;
1977年-1984年在国防大学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其中1978-1979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4年-1986年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
1986年-1987年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
1988年-1993年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主持两个机构全面工作;1991年至今,历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院长。
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制、联合会主席,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2012年3月,每年两会期间都呼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具体确定改革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方案要具体化,包括建立工资谈判和协商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财政公开等。
迟福林在今年递交的《关于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提案》中写道,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建议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本届政府任期内应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
迟福林建议,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国有垄断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等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成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迟福林强调,这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权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情况下,果断决策,尽快推出。
20多年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8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发表专访,概括迟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现在是学者,却曾经是官员。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每年主持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的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使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迟福林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起航,长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围绕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需求,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课题。发表论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专着22本,主编改革研究报告58本。迟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他以服务于改革的政策决策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回顾迟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竭心尽力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的历史轨迹。
1991年,迟福林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随后又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思路;同年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从“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主张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他先后提出的“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张”、“国有资产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深化国企改革重头戏”、“历史的必然——国有资产市场化”、“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等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点,其中“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
1993-199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迟福林主持经济快速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课题,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受到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
1996年,迟福林主持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课题,提交“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直接采用,“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至少30年不变”、“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应当给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等建议,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被用作参考资料。
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研究报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调用50套作为参考资料。
1998年-2002年,迟福林连续5年主持“基础领域改革”课题,重点研究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提交的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基础领域改革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当时形成的研究成果对目前深化垄断领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2003年SARS危机中,针对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中政府角色的现状,迟福林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呼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
2003年以来,迟福林致力于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后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层领导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对改革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特区20年改革发展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的研究密切相连。
1988年-1993年,迟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全面工作,负责海南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为海南特区率先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取得成就、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做出了贡献。随后又主持“海南特别关税区”课题,形成上、中、下三个总体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多方面的赞同。
90年代中期,迟福林主持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研究课题,形成《关于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他长期坚持洋浦自由港区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洋浦自由港区建设的研究报告和建议报告,为中央相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决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体制机制课题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研究报告》。
2001年我国入世在即,迟福林主持海南经济特区通过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方案)》;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的委托,研究提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省委书记和省长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关部门参阅,并上报中央相关部委。迟福林已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尝者转变成为着作等身、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改革研究专家。丰硕的成果是他继续钻研、孜孜以求的新起点。
近五年,他以政府转型研究为重点,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后转型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改革研究的广阔视野
一、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2000年,迟福林在《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和前瞻。他认为,同过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面前,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迟福林在深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他认为,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
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迟福林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迟福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引申》,《改革》杂志,2008年第10期)。作为一名以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迟福林强调,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迟福林将这些归纳为三大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迟福林将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的观点和见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诸多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能源、资源等问题全面快速凸显,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些矛盾,迟福林从更深层次剖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光明观察》,2006年10月10日)。
迟福林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客观性。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性特点;二是经济增长中的阶段性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建设主体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因素。迟福林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时机都很成熟”。
他建议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注重生产向注重消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他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日趋尖锐的趋势。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第1期)。
迟福林认为,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研究
2005年,迟福林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9日)。他强调,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为此,迟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20日),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相结合,将之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进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
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承担《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工作,形成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在这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迟福林呼吁要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四、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
2003年SARS危机期间,迟福林对这一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此后,迟福林在政府转型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中赢得广泛共识并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迟福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此,迟福林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政府转型的五项主要任务:
一是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
二是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
三是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
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
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SARS危机后的我国政府改革》,载《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
他认为政府改革是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标,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议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要统筹规划,加快解决政府转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问题,同时进行现代政府理念的宣传和教育。迟福林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矛盾和公共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政府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是,我国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
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按照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迟福林对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2007年,迟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相继形成“推进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条建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16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
2008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
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第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第三,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五、危机挑战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迟福林主持了“增长与改革”、“扩大内需的体制与政策”、“危机挑战改革”等课题,探索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他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带来世界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
迟福林认为,我国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滞后的交织,是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的叠加,集中表现为体制性、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内需不足。扩大内需既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更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他认为,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需求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迟福林在其主编的《危机挑战改革》结语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对30年后的改革提出阶段性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有更多关注改革,为改革竭心尽智、无私奉献的人。对于迟福林这位多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促改革的学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将是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和事业!
1、专着《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后,中国经济出版社将此作为优秀着作向中宣部推荐,并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2、主编的《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一书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
3、“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一文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海南省第七届(1997—1998年度)优秀精神产品奖、海南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4、撰写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首届优秀论文奖。
5、“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及国际人才评价委员会专家学者评审一等奖等5个项奖。
6、“海南:希望与出路的选择”获海南省精神文明产品奖。
7、“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改革”一文获《第二届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海南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8、“加快以市场化为目标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文获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丛书《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9、“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
10、主笔的“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文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1、主编的《2005中国改革评估报告》一书获中国发展研究奖和海南省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迟福林的主要论着
1.迟福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2.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3.迟福林:《十字路口的抉择——迟福林谈第二次改革》,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
4.迟福林:《转型中国——中国未来发展大走势》(合着),人民出版社,2010年.
5.迟福林:《痴心热土——20年的梦想与追求》,人民出版社,2008年.
6.迟福林:《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
7.迟福林:《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8.迟福林:《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
9.迟福林:《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出版社,外文出版社,2003年.
10.迟福林:《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1.迟福林:《改革还有很长的路》,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2.迟福林:《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3.迟福林:《转向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4.迟福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15.迟福林:《迈向新体制——中国经济转轨时期若干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外文出版社,1996年
16.迟福林:《论转型时期的经济改革》,中国改革出版社,1995年.
17.ChiFulin.TheRoadToProsperity——InTheNetThreeDecades.ChinaIntercontinentalPress,2010.
18.ChiFulin.ChangeOfChina’sDevelopmengtModelsAtTheCrossroads.ChinaIntercontinentalPress,2010.
19.ChiFulin.StartingPoint:ThirtyYearsofReforminChina,ForeignLanguagePress,2008.
20.ChiFulin.TheThreshold——TransformationofGovernmentFunctionsandtheReform,ForeignLanguagePress,2005.
21.ChiFulin.ChinaTheNewStageOfReform,ForeignLanguagePress,2004.
22.ChiFulin.AlarmingBell——China:SARSCrisisandSystemReform,ForeignLanguagePress,2003.
23.ChiFulin.ReformDeterminesFutureofChina,ForeignLanguagePress,2000.
24.ChiFulin.SeveralissuesarisingduringtheretractingofChineseeconomic,ForeignLanguagePress,1997.
《第二次改革》
——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
目录
绪论下一个三十年:第二次改革
第一章后危机时代改革的历史机遇
第一节危机凸显改革
1.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2.国际金融危机对当前的全球化结构产生明显冲击
3.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进程影响深远
4.绿色复苏与低碳经济对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影响
二、“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
1.我国“大进大出”模式的历史形成与历史贡献
2.改变“大进大出”增长模式的历史机遇
三、高投资、高增长时代的结束
1.高投资下的低消费增长
2.高经济增长下的低就业增长
3.高工业化速度下的低城市化进程
4.高碳耗下的低减排增长
四、后危机时代凸显改革
1.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2.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
第二节危机孕育改革新机遇
一、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
1.危机为新兴经济体带来崛起的新机遇
2.脱钩论:新兴经济体独立循环的形成
3.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发展方式转型
二、大国责任与大国作用
1.我国进入大国责任时代
2.消费时代的大国责任
3.低碳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
1.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国家利益
2.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
3.人民币国际化对改革提出的现实需求
第三节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趋势
一、超越经济增长方式的改革
1.超越经济增长方式
2.后危机时代改革的历史使命
二、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战略性突破1.尽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对提振市场信心至关重要
2.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保增长”难题
3.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
4.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力度三、更为主动的大国开放战略
1.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
2.抓住机遇,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去
3.在世界经济新秩序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章
第一节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一、生存型和发展型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
1.生存型阶段的主要目标在于解决广大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
2.发展型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并提升人的发展权
3.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的结构特征
二、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1.进入发展型新阶段的特定标志
2.发展阶段变化带来发展理念的变化
3.发展阶段变化是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新视角
三、发展阶段跨越中的改革因素
1.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步
2.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
3.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
第二节发展型新阶段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
一、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
1.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2.耐用消费品需求不断增加
二、从私人产品需求到公共产品需求
1.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公共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3.三大差距与公共产品短缺直接相联
4.消费增长缓慢同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直接相关
三、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
1.人的自身发展
2.人的公平发展
3.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节发展型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
1.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2.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降低
3.资源环境压力开始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
1.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三、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
四、发展型新阶段带来改革环境的变化
1.改革的社会共识发生变化
2.改革发展步入“高成本”时代
3.社会转型的速度加快
第四节发展型新阶段第二次改革的现实需求
一、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前所未有
2.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
3.发展方式转型依赖改革的新突破
4.改革目标选择的基本原则
二、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1.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2.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3.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三、构建第二次改革的“三重力”
1.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
2.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
3.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
第三章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
第一节消费主导时代的到来
一、生产主导型与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1.生产主导型和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
2.生产主导型和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特征
3.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转变的条件
二、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
1.危机凸显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
2.生产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
三、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历史机遇
1.构建消费大国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2.我国成为消费大国的历史机遇
3.我国消费空间和潜力巨大
四、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改革选择
1.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
2.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3.把深化市场化改革作为基本路径
第二节城市化时代的改革选择
一、城市化是促进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举措
二、扩大内需重在推进城市化
1.制定凸现消费元素的城市化战略
2.以农民市民化为重点直接扩大城市消费需求
3.构建大都市圈以形成城市消费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体系
三、我国城市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我国推进城市化有多种途径
五、消费时代推进城市化重在破解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1.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有序流转
2.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3.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
4.尽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第三节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
一、高碳经济模式难以持续
1.过于依赖重化工业投资的模式难以持续
2.发展低碳经济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国际责任
3.反危机中不能继续发展高碳经济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挑战
1.技术创新的障碍
2.技术应用的障碍
3.体制机制的障碍
三、新能源与低碳经济蕴含着重要的商业机遇
四、低碳经济时代的改革选择
1.建立完善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2.着力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3.尽快启动环境产权改革
4.加快“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
第四节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一、坚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
1.客观估计市场经济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二、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1.把打破行政垄断作为反垄断的首要任务
2.在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中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
3.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理顺出资人与监管人角色
4.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收租分红机制
三、加快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
1.加快形成服务业向民营经济开放的体制框架
2.加快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框架
3.加快建立破解民营经济融资难的金融支持框架
4.加快建立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财税体制框架
四、加快推进就业体制改革
1.把扩大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2.调整产业结构,打破服务业垄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3.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工资基金的就业容量
五、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1.调整中央地方财税关系
2.推进税制改革,建立适应发展型新阶段的税收体制
3.推进预算制度改革,提高预算透明度
六、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1.放开服务性金融
2.积极发展民间金融
第四章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改革
第一节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一、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
1.公共需求数量不断增长,层次不断提高
2.公共需求结构深刻变化
3.公共需求主体不断扩大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压力
1.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
2.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
3.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过大差距加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第二节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的历史性作用
一、扩大内需重在基本公共服务
1.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2.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
3.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启动内需
4.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服务业发展
二、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中的作用
1.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推进新阶段的反贫困
2.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缩小城乡差距
3.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中缩小群体收入差距
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在基本公共服务
1.充分保障公众的基本医疗服务,使人们过上健康的生活
2.教育能够培养人的发展能力
3.社会保障使弱势群体得到基本保障
4.公共就业服务使人们获得就业机会
四、完善乡村治理重在基本公共服务
1.协调乡村土地利益关系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2.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需要加快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
3.以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为重点,改善农村的公共治理结构
第三节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一、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主要任务
1.统筹城乡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推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统筹解决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
二、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
1.把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力度作为反危机的重要举措
2.后危机时代把投资重点转向基本公共服务投资
3.提高公共服务投资效率
三、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主要措施
1.尽快制订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规划
2.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3.在公共服务体系框架下统筹安排事业机构改革
4.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等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
5.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体系
6.加快完善公共服务评估体系
第四节公民社会发展趋势下的“安全阀”建设
一、把“安全阀”作为新阶段重要的公共产品
1.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安全阀”
2.利益表达、利益诉求是新阶段的社会公共需求
3.加快“安全阀”制度建设
二、建立适应公共需求变化的安全阀
1.政府应当成为“安全阀”公共产品的建设者和提供者
2.关键是树立社会和谐的新思维
三、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协商中的重要作用
1.有组织的协商比无组织的对抗好得多
2.发挥民间组织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
第五节在积极的社会政策中推进发展型社会体制建设
一、加强公共就业服务
1.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
2.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公共就业体制不健全
3.把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加快推进就业体制改革
二、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1.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2.调整再分配结构
3.调整国民财富存量结构
第五章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第一节发展方式转变挑战政府转型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转型
1.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
2.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非改不可
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政府转型的基本要求
二、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
1.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面临新的挑战
2.适应公共需求变化的新形势,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
3.按照公共需求变化的客观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
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转型
1.危机中凸显加快推进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性
2.推进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
第二节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
一、转型中的政府与市场
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政府作用
2.社会公共需求转变中的政府作用
二、危机中的政府作用
1.危机形成中的政府与市场
2.危机化解中的政府与市场
3.危机中稳定并扩大内需
三、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1.经济性公共服务
2.社会性公共服务
3.制度性公共服务
第三节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加快建立公共职责的制度保障
1.建立中央地方规范的公共职责分工体制
2.以强化公共职责为重点,优化行政层级,适当调整行政区划
3.加快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
二、实质性地推进行政体制范围内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的改革
1.推进以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为基本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以行政范围内三权分设的突破继续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3.在关键领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上取得新进展
三、以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
1.把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2.在公共服务体系框架下整体设计和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3.在教育、卫生、科研等事业单位改革上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四节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一、加快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1.政府自身建设对实现政府转型具有重大影响
2.政府某些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
3.广大社会成员对政府自身建设有诸多期待
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
1.采取综合措施削减行政成本
2.采取措施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
3.加强政府自身制度化建设
结语:第二次改革:走向结构性改革
一、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几点判断
1.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型
2.走向消费大国将是长期的发展过程
3.“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5年
4.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在于改革
二、新阶段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
1.体制与政策的矛盾
2.体制与体制的矛盾
3.政策与政策的矛盾
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与“一揽子”改革并举
1.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
2.积极的投资政策与投资体制改革相结合
3.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
4.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
四、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
1.加强改革决策机制建设
2.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出版
探索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这是一本鲜明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专着,是一本改革版的“大国崛起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伟大时代。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么?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吗?著名专家迟福林最新着作《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提出“第二次改革”?
本书努力找寻一条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
——外部环境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何在?
——内部环境变化:发展型新阶段的新需求是什么?
——内外环境变化下: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何在?
怎么进行“第二次改革”?
本书抓住“五个时代”,深入剖析内外环境变化下的应对之策:
——消费主导时代
——城市化时代
——低碳经济时代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政府转型时代
“第二次改革”应从哪些领域突破?
——市场领域: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社会领域:构建发展型社会的体制
——行政领域:高举政府转型这一旗帜
这是迟福林教授开出的“第二次改革”妙方,也是本书精华之所在。
版权声明:xxxxxxxxx;
工作时间:8:00-18:00
客服电话
电子邮件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