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汉，1893年（清光诸十九年），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别号炎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炮科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团长、旅长。1931年被任命为第四十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1935年6月在湘鄂围剿红军时被红军俘获，参加红军，亲自操炮投入龙山围攻战。1946年底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市长，1947年4月辞职，1948年10月从上海迁居长沙，1948年12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1949年3月加入民革，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参加湖南起义，8月在长沙迎接解放。后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5月26日在北京被迫害致死。1980年2月恢复名誉。

张振汉

别号炎生

江苏徐州铜山

江苏徐州铜山

男

汉

中国

1893年

1967年5月26日

将军，红军大学教官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炮科毕业

国民党

生平简介

张振汉，江苏铜山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在奉军中当过连长，后投身于国民革命，

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的团长、旅长。特别是1930年率部参加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立有战功，深得蒋介石的赞赏，1931年被任命为第四十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1935年6月在湘鄂围剿红军时被红军俘获，参加红军，亲自操炮投入龙山围攻战。10月在延安红军大学任军事战术教员，1937年因病脱离红军，病愈后到国统区汉口、重庆经商，1943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6年底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市长，1947年4月辞职，1948年10月从上海迁居长沙，1948年12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1949年3月加入民革，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参加湖南起义，8月在长沙迎接解放。后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5月26日在北京被迫害致死。1980年2月恢复名誉。

张振汉（1893--1967）别号炎生，

189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铜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期炮科毕业。

1924年任奉军连长；

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142旅283团团长；

1930年任第48师旅长；

1931年4月23日任第41师中将师长；

1935年6月在湘鄂围剿红军，在忠堡战役中被红军俘获，参加红军，亲自操炮投入龙山围攻战，并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

1935年10月在延安红军大学任军事战术教员；

1937年因病脱离红军，病愈后到国统区汉口、重庆经商；

1943年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

1946年底任江苏省连云港市市长，1947年4月辞职；

1948年10月从上海迁居长沙；

1948年12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

1949年3月加入民革，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参加湖南起义，8月在长沙迎接解放；

1949年解放后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5月26日在文化大革命中于北京被迫害致死；

1980年2月恢复名誉。[2]

后代回忆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采访萧克将军的文章《统一战线在长征中的巨大作用》，文中记述了萧克将军的回忆：“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我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觉悟。一个月后，打破了‘围剿’，我兼任红军学校校长，请他担任了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经过一段时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张振汉随军行动，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走到陕甘宁大会师！”萧克将军说的张振汉就是我的父亲。

1893年，我父亲出生在当时属山东省的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

1924年，我父亲任奉军连长，任职期间曾在徐树铮麾下参加过外蒙古独立谈判。北伐战争爆发，父亲参加北伐军。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第142旅第283团团长。其后，于1930年任旅长，1931年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的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的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6月12日，国民党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我父亲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我的父亲率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41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我父亲头部和身上中弹片负伤，被红军俘虏。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四千余人，创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还耸立着纪念此次大捷的丰碑。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同我的父亲还见过面，他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还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1987年我受国家派遣应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邀请赴美从事合作科学研究的前夕，去看望萧克将军，向他老辞行并聆听教诲。萧老那天精神非常好，谈起我的父亲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是一个爱国军人。他有很多作战经验和军事知识。他参加军阀同外蒙古的谈判失败后，被蒙方驱逐回来，经历了许多天徒步沙漠的艰苦考验，克服了无食无水的困难，这些生存的能力也是军人所必备的。他有这些经验，我们就要向他学习。”

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他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我的父亲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萧克将军亲口对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红军军团首长找我父亲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的，何键同我父亲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亲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在长征途中生活了18个月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写了一本书《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同志把它译成了中文版。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薄复礼被红军扣留，希望教会的人尽早送来钱和物资赎他回去，薄复礼向法官(指管他的红军干部)说：“除了钱，还有四担约四百磅东西，这么多还不够？”“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篮子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说：“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了我母亲操办的钱和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长征胜利的五十年后，在萧克将军和张国琦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同住在曼彻斯特的薄复礼神父联系上了，他给我来过三封信。90高龄的他向我回忆起长征途中同我父亲辨论宗教信仰和自由等问题的情景，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相信对真理的信仰。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老总派人找我父亲，问他有何良策。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我父亲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我父亲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将军向我说过，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我父亲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我父亲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自从得知我父亲还活在红军中，她不惜变卖房产贵重，力争支援呼应。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同志等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作者系张振汉的儿子）[1]

忠堡之战，人生拐点

1935年6月9日，红二、六军团突然包围宣恩县城,而驻守宣恩城的国民党军仅有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惟恐宣恩失守，危及恩施,更惧红军向北扩展,威胁长江交通,急电驻来凤城的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弛援宣恩。12日晨,张振汉以第四十八师的一四四旅(三个团)、保安第五团和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以第四十一师的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第一二一旅为左支队，向忠堡方向行动。不料密电被红军截译，贺龙、任弼时立即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积极佯攻宣恩城，红二、六军团主力却在11日夜秘密出动，分两路急驰忠堡，并予以围歼。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红军前卫红四师，急行军130华里，于当日下午3时到达忠堡,与国民党右路支队遭遇,迅即将其挡腰斩断，消灭张振汉军后卫一部。国民党军左路支队进至构皮岭时，红二团抢占有利地形,将其阻击。红军随即将指挥部迁至忠堡东北方向的高地黄连棚。当晚，红六军团亦赶至忠堡,进入指定战斗位置。13日,红军分别对刘家湾和构皮岭之敌发起攻击。国民党军被分割成三截,彼此孤立无援,多次突围失败。张振汉师部被困于狭窄的构皮岭一带。14日晨,红军集中红十团、十六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和十八团一营兵力,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共歼敌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重创其他六个团,歼敌4000余人,缴获大批抢支弹药，国民党纵队司令兼中将师长张振汉负伤被活捉。此役红军红六师政委余导群及数百战士牺牲。

张振汉张振汉被俘后受红军优待，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服务。因其是炮兵出身，受过军校教育，在接着红军围攻龙山据点亲自调整炮位开了两炮，打开了城门，贺龙对此大加称赞。当时萧克兼任红军学校校长，看到张振汉军事技术水平高，便安排他去任教。1935年11月，被俘的张振汉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行前，张振汉向贺龙、任弼时等介绍了国民党军的薄弱环节，对选择突围地点有重要参考价值。长征途中，红军为照顾他给了一头骡子，还派几个战士陪同。过雪山时陡峭难行，行至山腰，张振汉突然“马”失前蹄滚下山去。红军战士寻到谷底，才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此时他鲜血直淌，腿部骨折，战士为他急救包扎后，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看到这一情景，张振汉这个有铁石心肠的军人也流下了感激的热泪。红军过草地时，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或野菜省给张振汉吃。经过长征，这位过去养尊处优的国民党中将思想有了转变，由开始害怕被杀而勉强为红军服务，变成自觉工作，并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振兴民族的希望。到延安后，他要求把妻子也接来，就地安家。

给红军上课遭“起哄”

“在贺龙的安排下，张振汉很快在红军大学内‘上岗’。”杨文斌介绍说。而记者也向湖南桑植县委宣传部求证获悉，当时这所红军大学就设在该县澧源书院和郑氏祠堂内，校长由二、六军团副总指挥肖克兼任。

“第一天上课，当看见张振汉走上讲台时，底下的学员们很是不屑。”《桑植人民革命史》主编王成均介绍，一个手下败将、一个俘虏，凭什么资格上课？不少脾气火爆的学员当即冲出教室，要找首长汇报。

听到几位学员的“告状”，肖克思考了片刻说：“你们回去，我马上就到。”

据亲历者回忆，肖克来到学校后，要求教务长紧急集合学员。这位首长面色严肃，叫出几位告状的学员之后，肖克大声吼道：“我问你们，迫击炮怎样射击才能击中目标？”几位出列同志面面相觑，摇头说不知道。“什么叫射程？”几位还是摇头。

肖克向张振汉敬了个军礼，请求张作答。张振汉深为感动，便一五一十地回答起来。经过肖克这般治理之后，张振汉在红军大学里地位空前提高，再也不见“捣乱”的学生了。

据说，后来张振汉不仅授课认真，还列举了自己同红军打仗的战例，从反面说明了国民党军为什么失败，不少红军官兵因此受益。

长征时有骡子骑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张振汉一并跟随。

据《党史信息报》2005年6月报道，长征途中，领导为照顾他给了一头骡子，还派几个战士陪同。过雪山时路陡峭难行，行至山腰，张振汉不小心跌下山去。红军战士寻到谷底，才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此时他鲜血直淌，腿部骨折，战士为他急救包扎后，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雪山上空气稀薄，抬他的战士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看到这一情景，对红军还存有疑虑的张振汉彻底感动，流下了两行热泪。

据介绍，红军过草地时，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或野菜，省下来给张振汉吃。

这位过去养尊处优的国民党中将，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造，也能忍受艰苦。在长征途中他生了一身虱子，到宿营时就自己捉。据陶汉章将军回忆说，当时他问张振汉感觉怎么样，得到的回答非常乐观——“虱多不咬！”“而因为对国民党熟悉，张振汉也做了不小贡献。”陈清林介绍。

长征前军团长肖克几次找他，了解敌军兵力部署情况，红军据此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澧沅防线的战略决策；而长征队伍来到金沙江畔时，总指挥贺龙向张振汉征询大兵团渡江的意见，他提出的伐竹扎排渡江的方案也被采纳，红军因此顺利渡过金沙江。

后来做了政协委员据介绍，跟随红二方面军到达延安之后，张振汉主动要求留下来，并向党要求，把妻子也接到延安，就地安家。

妻子送红军急需物资英国传教士记录此事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张振汉还活着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他的妻子邓觉先。邓觉先接到张振汉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尼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

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何键同张振汉都是保定三期的，邓觉先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

在长征途中生活了18个月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曾写了一本书《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薄复礼被红军扣留，希望教会的人尽早送去钱和物资赎他回去，薄复礼向法官（指管他的红军干部）说：“除了钱，还有4担约400磅东西，这么多还不够？”“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说，“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

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了邓觉先操办的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长征过后50年，张天佑同住在曼彻斯特的薄复礼神父联系上了，后者给张天佑去过三封信。90高龄的薄复礼向张天佑回忆起长征途中同张振汉辩论宗教信仰和自由等问题的情景。他说张振汉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相信对真理的信仰。

长征中出谋划策与妻延安相聚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龙派人找张振汉，问他有何良策。张振汉环视了周边的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龙的赞同，即命一部士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士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红军士兵的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

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国军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士兵牺牲倒下。这时，从国军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炮弹可用。贺龙把炮兵出身的张振汉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张振汉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张振汉继续受到中共和红军的照顾。毛泽东接见了他，周恩来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他的妻子接过去。张振汉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中共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后来说，当时他们都是供给制，张振汉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张振汉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张振汉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邓觉先坚决回绝。自从得知张振汉还活在红军中，她不惜变卖房产贵重，力争支援呼应。

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邓觉先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张振汉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人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邓觉先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等人馈赠盘缠，并安排人将其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贺龙与张振汉

作为败军之将，下场肯定可悲，十有八九会被枪决。然而，红军的主帅不是别人，是国民革命军出身的贺龙。他懂得善待俘虏的最基本礼节。当六军团政委王震押着张振汉去见贺龙时，贺龙正在吃饭。贺龙请他喝咸菜汤，他从心底里瞧不起这支“土包子”队伍。但事实教育了他：他看到老百姓欢天喜地迎接红军，几天内就有数千人争相报名参加红军，与国民党扩军靠抓壮丁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还得到红军的种种优待，无论吃、住、行军，他都享有“特别待遇”，配有坐骑，那时，只有军团级红军干部才能骑马(骡)。

贺龙与张振汉贺龙的这一做法，是“君子风度”，还是另有企图？紧接着，贺龙率部又调过头来攻打龙山，这回，就用得着张振汉了。前面提到，红军在攻打龙山时，缴了三门炮，但不会用。贺龙肯定也是不会用的，但是他应该知道张振汉会用，因他是保定军校炮科出身。作为俘虏，张振汉是迫不得已，还是心甘情愿为红军开炮，这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张振汉见红军指战员都不会打炮，于是，他亲自调整炮位，向着龙山县城的城门开了两炮。就是这两炮，打开了城门，帮助红军拿下龙山县城。

张振汉立了功，受到贺龙的夸奖。他既立了功，就不宜枪决他了；那么，张振汉是否应该加入红军，成为红军一名指挥员？然而，各方资料并没有这么说，他的身份仍是红军的俘虏。紧接着，红二方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红军长征绝对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行程，且不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侦察和轰炸这一险峻的环境，单是面临着数不清的穷山恶水，就让人不寒而栗。令我感兴趣的是，贺龙带着张振汉长征；而张振汉愿意跟着红军长征！

当然，这时的张振汉，已不是四十一师师长的张振汉了，但是，他也不是红军中的一员。他的身份，是否还是红军的高级俘虏？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队列里，有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骑着淡红色大骡子的特殊人物，他就是张振汉。此时的张振汉，他的命运已经和红军指战员联系在一起，他要为红军服务，才能保住红军，从而也保住自己。长征前军团长萧克几次找他，了解敌军兵力部署情况。红军据此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澧沅防线的战略决策。长征队伍来到金沙江畔，总指挥贺龙向张振汉征询大兵团渡江的意见，他提出的伐竹扎排渡江的方案被贺龙采纳，红军大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在艰苦残酷的长征路上，有多少红军战士或因伤病或因饥饿或因疲惫而掉队，而停止步伐，而丧失生命，而张振汉，这位国民党的将军，这位红军的俘虏，或者说，已经没有多大作用的俘虏，实在不应受到特殊的待遇。然而，张振汉配有坐骑！谁配给他？除了贺龙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还能有谁？红军战士又的确具有铁的纪律，张振汉配有马匹，红军战士也没有异议。还有感人的一事：过雪山时，山路陡峭难行。行至山腰，张振汉突然马失前蹄，落马滚下山去。按理说，在人人已自危的环境下，大家完全可以叹息一声，继续向前迈步；然而，已经筋疲力尽的红军战士，却回到山下，在谷底把跌得奄奄一息的张振汉找到。他鲜血直淌，双腿骨折，红军战士为他急救包扎后，用担架抬着他继续往上爬。抬他的几个战士，艰难前行，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这个情景，在国民党军队中肯定是不可能看到的，张振汉这个铁石心肠的军人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很难想象，双腿骨折的张振汉，如何继续往前走。我看到的资料语焉不详，但可以推测，没有他人的帮助，张振汉是不可能迈得动步子的。还有更感人的一件事：过草地时，粮食比金子还宝贵。看护张振汉的战士，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得来不易的一点干粮或野菜省给张振汉吃。在长征这座大熔炉里，这位国民党纵队司令的灵魂一次次被震撼，使他认识到红军和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红军和共产党，也会时因错误路线而自相残杀，如王明在井冈山，如张国焘在鄂豫皖边区，但是，可以这么说，贺龙的红二军团指战员对张振汉的态度和做法，的确体现了人性的光辉。这也是武器简陋的红可以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共产党可以战胜国民党的关键所在。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中共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在枣林接见张振汉，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张振汉接受了中共的安排，带着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

张振汉惜别了延安，回到国民党军队中。此后他虽不受重用，却以自身经历向国民党高官说明了共产党的政策。返回蒋管区，在西安、汉口、重庆、上海、长沙等地从事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并为以后的裴昌会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起义等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

1945年11月任江苏连云港市长，1948年12月任驻台湾省特派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曾任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副市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政协全国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5月26日去世。

张振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殃，应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他原是国民党的将军，光是这一条就要命；二，他是被贺龙活捉的，贺龙为什么不枪毙他，还要那么好地优待他，最后还把他放了，不是明摆着要他潜伏下来当特务吗？加上这一条，他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辩护不了解释不了。于是他被关押审查，被勒令交代与贺龙那段不寻常的关系……于是，近70岁的老人，面对种种无法回答的质问，唯有死路一条。所以，他比挽救他灵魂、给他指出光明大道的兄长贺龙先两年而逝……